就中国当代艺术现状而言，要么尴尬与主流话语体系的遭遇，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面临着时尚化和庸俗化。要么拿社会性的原罪来矫情，用资本行为和既定秩序来回避对艺术本质的探索。同时艺术创作的多元共生为简单的问题提供了极其夸张和繁杂的表达方式，制造了更多的雷同，促使“纯属虚构”式的作品篡改了艺术自身的文化气质。这对于本身内蕴丰厚的本土艺术语境造成了偏离的指向，同时艺术家对于创作自由的追求也只能在幻想一个黑夜，期待一个黎明中寻求自我慰藉。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存在于体制对于当代文化认知的缺失，一方面是热衷于界定某个年代、地域、风格、流派等圈子的传统习气给艺术家自身强加了一种痛并快乐的枷锁，另有西方文化的宽泛态度和资本的殖入使整体文化理念大打折扣。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和绘画语言体系下，对于朱进这样强调生命体验性的艺术家而言，已然失效，因为朱进的艺术创作事实是在期待不同生灵的各自真魂，他将艺术化为一种利器，来去除矫饰、伪善和种种琐碎的缀物，了断一切多余的东西来裸露某种精神原象。纵观朱进的艺术创作过程，他始终苛求自身对于每一次灵魂的态度，从而主动规避精神之外的时代信息，并将自己变成一个无任何圈派与影响痕迹的艺术家。事实上，艺术创作的自我独立很容易错过时代不断变异的瞬间，这需要艺术家用独创性去取代过强的外来因素，从而达到人格力量在艺术创作上的实质进展。朱进强行敲开了另一侧绘画大门，同时也在心理上准备好了和时代遭遇时所产生的精神难题。可以肯定的，这位出身学院美术教育体系的艺术家对于一切既定秩序反感，拒绝任何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现实性枷锁。这种超然的生命意识早已悄然循环于他的生命场中，些许的孤独和空悲恰是他呼唤生命的出发口，让一切游离失所的现代灵魂如愿的归位。

　　朱进绘画风格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可以看到他对于自身艺术创作的介入角度的构建已然系统而又真诚的呈现在画面上。虽然在不同系列的作品里，朱进表现的主体物有所差异，但无论是人物、动物系列还是风景系列作品的背后，都是对于生命不同时期体悟的真实写照。而生命的本体正是从这些嬉皮无趣的形态中，进入了另一个精神状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被哲学家寻找了几千年的答案，其实它依然还在上帝那里。生命的意义在这里被莫名其妙的消解了，艺术家像孩童一样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询问“上帝是谁造的？”，这个最为深刻的问题直接切入了事物本源的迷津。艺术家并非想要把一切未知的问题都通过艺术的方式找到明确的答案，而是宁愿相信其存在的价值，并且用自身的体验去塑造这个独特的幻象，最终达到所谓的终极精神本源。朱进，一个对于生命有特殊情结的艺术家，尽管“嬉皮笑脸”和百无聊赖极其真实的出没在他的生命状态中，但是他的纯情意识并未让他亢奋与凄迷。

　　以《守望者》、《老二》、《二姨》等人物系列奠定自己的精神基础，在风景系列和动物系列中跨越人文意识。将五、六十年代生人所经历的时代起伏和人生落寞，通过绘画来消除。事实上，朱进作品中所出现的形象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这就像他画面的语言方式，主要使用不同矿物粉末使画面充满了厚厚的肌理效果一样。所有这些都从一种极具纯粹的角度直指当下的绘画创作形式。表面上，当今中国的艺术潮流转向，即从社会政治问题转向关注个人内部的精神问题，而造成大量缺乏文化内蕴的情绪化和私密化形式的作品出现，似乎与传媒时代的特征有关。就像更多新晋艺术家开始使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软件技术等等，去刻意遮蔽某种直白的艺术语言。这种脱离自身传统文脉的行为，必将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将中国文化越来越简单化的输出。显然，朱进是不想重蹈这种文化噩运，他从自己不同系列作品中展现了对于生命的迷恋，同时映射出了生命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他从生命出发来承接的正是对于传统文脉的延伸，以“粗糙”的语言来强化画面的张力，更是希望呈现出传统文化意蕴的丰厚。在朱进的作品中，有迷茫无奈的社会忧患，有怪诞奇异的调侃形象，有沉郁凝重的生存心境，也有自由奔放的生活热情，这些繁杂的情感和多义的内涵，似乎是他表达瞬间的感触，也似乎是生活给予他的哲思，却被他用独特的语言图式统一起来。不论是人物和动物形象还是对于风景的描绘，都具有强烈的精神符号，凝聚着厚重的生命气息，蕴含着强大的人文精神，也形成了朱进极具个性的艺术语言。

　　朱进艺术所具有的宝贵文化价值，除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外，还应该包括他对于不同生命和生命符号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偏好，这种偏好是他从传统文化视角中解读过来的，而重要的应是他审视生命的那种耐人寻味的过程。在这里，整体的生命意识已经被朱进消解的比天地交合、万物化生更为富有哲寓。他无意隐瞒那些潜在的意向，随着时间和空间的移动，生命在他的画面中循环往复的上演着一幕幕悲喜。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却是一种完全静止的状态，他早已情不自禁的跳出了画面，倒是我们还在他精心绘制的画面里实实在在的感受着极尽灿烂之后空悲的美。

2012年8月20日于康营